南京一中家长喊话“校长下课”：剧场效应绑架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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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4840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高考放榜，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志得意满，有人长吁短叹，这都是很正常的景象，年年皆如是。 

然而就在前天，高考成绩公布没多久，南京市第一中学门口却聚集着很多家长，他们冒着大雨，纷纷举着“一中不行”“校长下课”的纸张，以表达对学校的不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部分考生家长认为，今年一中的高考成绩没有达到预期；也有高一高二学生的家长怕“步其后尘”，响应“闹事”的。

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在网上掀起了激烈的讨论。不少网友表示不解：高考失利，完全是学校的责任？考生自己和家长难道就没有责任？

01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事实：南京一中的中考成绩是不是真的变差了。

7月24日，南京一中发布高考喜报：本届高三559人参加高考，一本硬达线人数533人，一本达线率95.34%。

2019年，南京一中的一本上线率刚刚突破90%大关，而今年则达到了95.34%，距离第一仅有1%的差距。

这样的成绩，无论从横向对比，还是与往年进行纵向比对，都是很优秀的。家长不满的地方在哪呢？

有网友表示，省重点里的头头儿，比一本率没有意义，要比的是尖子生数。所谓“尖子生数”，就是400分以上的人数。

细心的网友肯定已经发现，在这份官方名单中，排名前五的学校中，只有南京一中没有公布400分以上人数。

喜报中虽然提了，但只是一句“400分以上人数创历史新高”，并没有说明具体数字。

微博上有自称一中在校学生的网友表示，400分以上有20个人。但紧接着有人贴出统计表格，称只有10个人。且不论谁真谁假，无论是10个还是20个，对比其他学校，都太少了。

要知道，当年南京一中的中考录取线是631，高考一本率是95.34%，而二十九中的录取线为589，高考一本率却达到了96.13%，400分以上分数段的学生更是有68人。

高分进校，低分出校。两相对比如此之大，家长难免心理落差太大。

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这都是因为二十九中采用县中模式，而南京一中则推行素质教育。在残酷的高考竞争中，一中学生的应试能力不足，才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

这种心态，不正是教育领域剧场效应的现实折射？

02

剧场效应是由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卢梭提出的，指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他人利益的行为，导致了群体悲剧的上演。

原本所有人都坐着看戏的剧场，因为一个人站起来看戏，而不得不演变成所有人都站起来看戏。

所有人比原来付出了更多的成本，得到了比原来更差的观剧效果。

更悲剧的是，虽然大家都更累了，但不会有任何人选择坐下来看戏。因为，谁选择坐下来，谁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减负浪潮下，这种戏码正在中国教育界频频上演。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曾发文评论：

“

在当下的教育领域，“剧场效应”一直存在——在剧场中，前排的人站起来看戏，没有人叫他坐下来，后排的人也跟着站起来看戏，结果所有人都站着看完戏。在孩子学习上的主动加压，就是这样：你给孩子请家教我也请，你送孩子上培训班我也送，最终学生负担只能在“囚徒效应”中不断加重。

要维持剧场秩序，就该有“执勤人员”。治理教育剧场效应，就需要教育部门依法治教，严格落实减负政策，保护地方教育生态。减轻孩子过重的学业负担，给孩子发展个性、兴趣的空间，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这是减负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上说，地方教育部门严格执行减负规定，也是依法治教，没什么不妥。

但当剧场上观众都站着的时候，说服人们坐下尤为困难。在减负问题上，家长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有一地减负且执行很严，而其他地方继续加码，自家孩子就要吃亏。“减负=制造学渣”论调，就来自“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学业竞争，谁真减负，谁就输了。因此，整个江苏省的高考压力不减，“一枝独秀”很可能引来民意反弹，使得减负举措半路而返。

从当前的教育生态看，个别地区纵容学校违规办学，如超前教学、提前教学、利用节假日补课，会劣币逐良币，带动整个地区的违规办学。因此，南京此番严格减负值得肯定，但要持续下去，需要的是省级层面的一致行动，对那些不严格依法治教的地方教育部门，要依法追究责任，当所有地区都严格规范办学，当所有人都不用被拽入应考“军备竞赛”，家长的“公平焦虑”才能更好地缓解。

从根本上说，“减负=制造学渣”的观念背后，连着教育评价体系的偏差。在“每分必争”的升学竞争中，家长很难不关注孩子的分数，也很难关注分数之外的其他素质发展。只有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升学评价中的唯分数论，才能引导家长走出育儿误区，这也是我国当前给学生减负的关键所在。”

那么，剧场效应的悲剧就真的无解了吗？存不存在一种模式，可以消解双方不可调的矛盾，让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可以实现共存？

为此，我们采访了全国名校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凌宗伟，他多年来对基础教育进行了深度观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观点对事件作出了解读。

Q

校长会

A

凌宗伟

对于南京市此次发生的“名校家长举牌让校长下台”事件您如何看待？

这个问题需要从四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从家长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可以理解。在当前疫情生态下，家长原本就比以往焦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高考中考出理想成绩，一旦有些家长遇到考试结果与所期待的结果有差距时，就容易出现类似事件。

但考试有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除了复习准备不充分外，还与试卷的难易程度有关，而难易程度的标准对于每个学生都不尽相同，没考好的学生可能觉得试卷难，考得理想的学生可能因为试题内容与他的知识储备正相当所以觉得试卷简单。

第二，疫情生态下，每个学生的总体状况是一致的，都经历过几个月的居家学习，没有接受到学校更为系统强化的应试训练。从这个角度来看，高考成绩与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有很大关系，有的学生在没有教师督促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较强的自觉性，而有的学生因缺乏自律，在没有高强度的训练要求下因疏于约束而慢慢掉队是不可避免的，等到了考场，发现试卷内容与自己复习准备的情况相差很远时，这种焦虑情绪会愈发严重，从而影响高考的发挥。

所以在上半年，我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给全国高三学生和家长做高考讲座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今年高考特殊的生态下，高考结果与考生在考场上的心态有密切的关联。

第三，对学校来说，高考总体成绩的好坏具有年份的差异。比如，有的学校去年考得好，但今年成绩却不太理想，这一点也容易使家长感到失落。当总体成绩与他们的期待有差距时，就容易发生类似家长集体“抗议”的行为。

第四，也可能与所谓的“县中模式”有关。在此之前，南京部分学校引进了县中的校长采取了“县中模式”管理，高考时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那些坚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既关注高考又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可能因为缺少高强度的刷题训练，考试总体成绩与“县中模式”管理下的学校有所差距，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也说明学校在此方面宣传力度不够。

其实，家长和学校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契约关系。当家长把孩子送进一所学校时，就等同于认可了这所学校的教学管理策略，既然认同，就应当按照学校的运作模式参与其中，在此期间有任何的疑问与不满，都应当尽早沟通，而非等学生毕业后才“秋后算账”。同样的，学校也应当针对各种问题及早的向家长乃至社会进行通报，这也是缓和家校矛盾的重要方式。

从去年反对学生减负，到如今的反对素质教育，为何南京教育问题屡遭家长“抗议”？其根源在哪儿？

这个问题不只体现在南京，而是全国性的。当下，整个社会焦虑的关键因素在于孩子的“出路”问题，在大部分人看来，高考是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即便要考公务员也需要有大学文凭。如果不参加高考直接就业，结果往往不太理想。

疫情之下，许多中小微企业都不得不面临倒闭、裁员甚至转行的局面，这更导致没有文凭的学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此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劳动都被机器所替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高等教育文凭，更难找到工作。这些都成为家长们由原来的期望素质教育转向期望强化应试教育的现实性因素。

人是讲求实际的，都希望能在短短的一生中过上衣食无忧、舒适美好的生活，而一份好工作是其最基本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脱离高考很难做到。但反过来看，考上大学就一定能找到理想稳定的工作吗？这需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一个原因要从家长身上看，我以前讲过，父母这一代人普遍对自身状况不太满意，于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这是典型的期待与焦虑转移的表现。所以，当家长看到有学校采取了“县中模式”，或者通过补习、强化训练等方式让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时，就会诱发更大的情绪焦虑，再加上攀比心理的作用，尤其是喜欢跟最优秀的对象比，这也在潜移默化中加大了家长的焦虑情绪。

面对部分家长一味追求高分的心态，学校该如何应对？

普通高中当下承担的责任主要为两方面：一是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另一个就是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但是，就家长们的认知而言，进入普通高中唯一的目的就是考大学。

所以，从契约精神上讲，学校尽可能的帮助每个学生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学业水平，使更多学生升入大学，就是一种履约的表现。从我做多年校长的经验来看，一所普通高中如果不能帮助学生提高学业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失职。

而如何提高学生学业成绩，这涉及到教学规律的问题。所以，学校稳妥的做法是定期与家长进行分享交流，包括学校的办学追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等，充分听取家长的意见，吸收积极合理的建议，并对违反教育规律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释。

另一方面，我认为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在家长委员会中选取对学校管理教学以及下一代培养感兴趣的家长们，让他们参与到学校具体管理过程中，使他们能全方位的看到学校为提升学生学业水平、减轻学生负担、全面提高学生素养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然后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在家长圈中做出解释，这样，即使最后呈现的结果并不如意，也一定能得到家长更多的理解。

有观点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可以实现共存，您如何看待？如若两者能共存，实现途径有哪些？

我对素质教育的说法一直不太理解，对学生来说，应试难道不是一种基本的素质吗？素质教育的素质究竟指什么？

翻阅资料来看，素质是指后天养成的一种素养，在这里有名词和形容词两种解释，名词素养是指“具备识字的素养或识字状态”，而形容词的素养则指受过教育的或具备某种知识能力，比如计算机素养等。

既然如此，高中学校就有责任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这当中自然不排除应试，甚至可以说为学生升学服务的普通高中教育就有必要提升学生的应试素养。即便是职业中学，学生的技能也是要通过测评的，只不过考试的形式不一样而已。所以，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者并不矛盾。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高中教育除了升学还应有更多的目标与功能，一味地以高考成绩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不专业的，但学生家长毕竟不是搞教育的，他们只能从自己的立场来衡量一所学校、一位校长的好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表达诉求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学校需要做的是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而当下学校在这方面大部分是缺乏研究的，最常见的沟通无非是开家长会，通报下成绩，很少有学校或教师会关注家长的需求，关注学生在家庭的表现，以及如何帮助家长改变固有观念等。

另外，就社会尤其是部分家长而言，评价学校的标准也有待改进，需要慢慢消除唯升学率，唯高考结果的单一评价标准的顽疾。对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而言，他们习惯于从自己的需求考虑，可以理解，但却不应该助长，然而要改变这状况，还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与不懈的努力。

结 尾

笔者注意到，与歇斯底里的家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南京一中毕业的学子却纷纷发文力挺母校。

有人在微博写下自己从县中考上南京一中的真实经历，虽然她高考并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学府，但最终考上了该校的研究生。她在文中称自己“感谢一中的馈赠，越是长大，越能理解一中理念的可贵：培养人格健全、具有创新素质的现代公民”。

是的。教育，难道不应该留给真正接受这份教育的人去评价？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家长都不应该以这种裹挟舆论的形式去压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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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江光满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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